遼寧分社正文

日本窮了70年的中國研究所

中國新聞周刊 2019年11月17日 10:00

  日本窮了70年的研究所

  文/張豐

  發于2019.11.18總第924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
  和野島剛老師約在東京文京區的大冢車站見面,一起去附近的中國研究所。他將擔任我演講的翻譯。

  文京區是東京的核心區,很多文化機構都設在這里。和附近的東京大學比起來,中國研究所就顯得太過寒酸了。那是一棟兩層小樓,狹窄的樓道,演講的地方是一間會議室,只有十幾個座位。投影儀可能是十幾年前的產品,主持人花了好大一會兒,才調整好角度。

  在東京,高大上的中國研究基地有好幾家。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中國研究所,以及東京大學的社科研究所,都是當今日本進行中國研究的主力。但是我到的這一家是最特別也是最古老的,研究所的老師驕傲地介紹:它成立于1946年,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早三年。

  說是演講,其實是小范圍的交流。當天來了15個人,除了兩位媒體人士,其他都是各個大學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教授。一位長者看上去已經80多歲,有些耳背,聽的時候一只手始終放在左耳邊,像一個“擴音器”,演講結束后還非常認真地向我提問。

  這次演講,我還掙了2萬日元。演講完就領了現金,裝在一個信封里。理事長杉山文彥帶點歉意地說:“在日本,演講費用通常比這個高,不過我們真是沒錢啊。”后來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經費來源,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,很想把錢還給他們。

  所有的研究員都不從這里拿一分錢,并且還要繳納不菲的會費。“最貴”的是“贊助會員”,每年10萬日元;接下來是“所員”和“研究會員”,分別是24000日元和9600日元。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書和資料,但還要從事編輯這種義務勞動:這個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50頁左右的《中國研究月報》,每年出一本500多頁的《中國年鑒》。

  我在他們網站上查到一份2015年的“貸借對照表”,那一年研究所的經費是1600萬日元,換算成人民幣也就100萬;2014年只有669萬日元,才40萬人民幣而已。研究所的家底,就是這一棟老房子和這塊地了。

  據說,每年的“會費”還不夠當年開銷,靠著成立時募集的那筆錢,研究所才能支撐到現在。

  演講后,大家一起吃飯,我支支吾吾地向他們提了一個建議:這樣的機構,可不可以和政府或者大企業合作,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解決經費問題?一位法政大學的教授貌似贊同我的看法,他自嘲道:“我們這些臭知識分子,就是有些臭毛病,不愿意拿政府和大企業的錢。”機會也不是沒有,但是,不管是誰擔任理事長,似乎對這樣的事都不太上心。

  這正是中國研究所這樣的“一般社團法人”的可貴之處,說窮酸也好,潔身自好也罷,最終研究所就這樣保持了獨立性。或許,正是這種獨立和清白,才是吸引那些教授們愿意貼錢貼時間編雜志和年鑒的原因。

  如果要經營研究所,當然也會有一些辦法,但是那又有什么特別的魅力,值得一群大學教授去追求呢?

  吃飯時還喝了一種叫“晴耕雨讀”的日本酒,大家都對這個酒的名字贊不絕口。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,讀書人都有這種樸素的追求吧。70年過去,幾代“研究員”前仆后繼,雖然從空間上看,研究所是逼仄的,但是從時間的意義上,這卻是不朽的事業。

  參加飯局的一共五人,除了我和野島先生,另三人是研究所的理事長、常務理事和一位重量級研究員。最后,三位研究員AA,分攤了飯局的花費。“真不錯,這頓飯并不貴。”大家都說。

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19年第4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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